上海老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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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85弄的门牌是算在江苏路上的。老底子这条弄堂绿茵婆娑,庭院深深。1959年,一场台风把弄堂最末的一堵墙刮倒以后,后面的一条江北棚棚弄堂就突然和花园洋房鼻头碰鼻头。从此285弄就没有什么好日子,大大小小被折磨了很多次。

  

  285弄28号有两个人近来常常会被提起,一个是吴征,一个是张子静。

  

  吴征就是杨澜的老公,媒体上见到他,总是一只汤婆子面孔,倒梳油头,八字胡增加了他的商贾气。

  

  吴征小名叫东东,小时候很乖,书也读得好,爸妈是教师,管得也严。吴征爸爸年轻时是个帅哥,头发天然卷,皮肤白皙,像他奶奶。东东长得像妈妈。东东有一个伯伯,弄堂里小孩子有点怕他,他有时候会很奇怪地对着电线杆子站几个小时,下大雨都直直的站在那里。但从来不打人骂人。 吴征一家住三楼,张子静住一楼,偏西一小间。 张子静被媒体提起是因为他的姐姐张爱玲。张子静就是他姐姐笔下的脓包弟弟,一个红鼻头瘦老头。 285弄全部是独立的花园洋房。双号从2到36,再加39、41、43三个单号。文革抄家,几乎只只门牌号头翻箱倒柜。39号有两家的批斗印象深刻,一个是旧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的秘书,小学同班女同学的爸爸,洋瓶底眼镜,斗的时候缩得像只虾米,脖子上挂满步枪枪栓,那些绣迹斑斑的东西是从院子里挖出来的。另外一个是钟先生,我母亲这样称呼他,老头抽雪茄,困难时期给邻居做衣服,就在花园洋房客厅里,钟先生闷头量、裁,两个白净的老婆婆踏缝纫机。斗钟先生,两个老婆婆是陪斗,站在方凳上,作投降状,一个老太身体有疾,一只手掮不起来。原来她们是一对,是钟先生的大小老婆。 九十年代,弄堂已经难掩颓相,一天,东东带着一年轻女子回家,弄堂里的人不大在意,后来想起来,那个腔调老好的女子就是杨澜。

  

  二

  

  中年张爱玲

  

  杨澜第一次到吴征家里去的时候,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刚刚获得楼下的居住权。 张爱玲把弟弟描述成一个窝囊废,也许加重了他的废物倾向。 张子静一直在郊区的中学教英文,退休后没有方向,一直也没有女人。后来有心人协助,张爱玲后妈身后的这间十平方多一点点的房子给他栖身。本来的玻璃窗都用报纸糊了起来,一只古董级的黑白电视机,煞发煞发。张子静一件灰灰中式棉袄,抄着一只空瓶,到弄堂口小店换一瓶低价的葡萄酒。 那时候,已经有张迷来瞻仰28号,有些台湾张迷,由圈内人带着,恍恍惚惚的,走进285弄,以为有什么灵异出现,眼前除了老洋房的骨架还在,一派衰颓。那些人多多少少给了张子静一些钱,让他过得好一点。

  

  28号这幢房子在285弄里有点不合流,其它小洋房风格显著,细节还可以略观一二,28号就平实许多。方方正正,没有什么凹凸,三楼带坡顶,是吴征家的。这房子最早的主人是上海滩大亨虞洽卿,后来给美国人开私人医院,40年代,陆续有人搬进来。其中包括张爱玲的父亲和后妈。 我们都叫老太太姑姑,张爱玲将后妈描述成一个恶妇,她的文字力量太大,无以辩驳。其实姑姑是一个非常高雅的老太太,我对她用高雅一词,尚觉无力。姑姑极有风度,面容端庄,皮肤是那种几代人过好日子积累下来的白皙。孤身一人,却把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和邻居合用一个保姆,冲冲热水瓶,磨磨芝麻粉。她很喜欢弄堂里乖的小孩,把他们叫来,给他们吃蜜饯,糖果,还冲芝麻糊。我在信箱的玻璃小窗口看到一封给她的信,写着“孙用蕃收”,我很纳闷,女人怎么有这样的名字。那是寄卖商店寄来的,说某件裘皮大衣已经出手。 知道张爱玲和姑姑的关系,是交关年以后的事了。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有一次在朋友家的“派对”上遇到杨澜。 我问:“侬晓得吴征格小名伐?”杨澜不假思索回答:“东东呀!”“小辰光我一直捋伊头。” “是伐?”和所有正宗上海小姑娘一样,杨澜将“是”的发音拖得长长的,在“伐”上收拢。 捋头大概就两三次,我有一点点夸张。 文革一开始,285弄立刻涌进来许多劳动人民。抢房子,有的轧在汽车间里。有些人极其猥琐,其中有一个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挺半泡”,“挺”要用上海话来理解,就是留下,余下,节约的意思。“挺半泡”每个月的水费电费都是一度,抠门得吓死你。给他这个绰号的意思是,他和老婆上床,只放半泡,还可以“挺半泡”。 从那时候起258弄败的速度加快了。张爱玲的后妈——姑姑的院子28号也开始搬进搬出,来的比走的都要恶。姑姑的身体也衰弱下去,家具也越来越少。她一直是靠变卖家产来维持。早先,姑姑的房间虽挤,家私都是吃价钱的老货,座钟、照相架子都精致美观,连盛芝麻糊的碗盏、调羹都要甩新天地T8几条横马路。有一个时候抄家物资寄卖商店都消化不掉,姑姑的这点东西也三钱不值两钱。 再后来,在弄堂里碰到姑姑,我不敢认她了,她已经半盲,五官都走位了,眼睛上敷着怪怪的东西,用一点点余光看人。手里的士滴克依然是老货。她叫了我的小名,“你认不得姑姑了。”她说。“认得认得,姑姑你好吗?” “好不了了,好不了了。”姑姑讲的还是标标准准的北京话,非常标准,不是那种胡同串子的京腔,偶尔带几分苏州音。她走路的姿势也变了,像一只断脚蟹,也没有人扶着。 她死在86年,后来才知道,姑姑的父亲孙宝琦做过民国外交部长、总理。她嫁給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已经30多岁了,抽鸦片,不育。张廷重当时还有19处不动产,金元券时候听了蒋经国的话,交出硬通货和贵金属,结果一路败下来,到住进285弄28号,几乎光光了。28号的这间房子里,死过三个人,张爱玲拉爸爸,张爱玲拉后妈,张爱玲拉弟弟。

  

  三

  

  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死在这间房间里,小时候隐约有一点印象。

  

  那是1957年某日,周围的人突然神色怪异,小孩子挤在姑姑家的玻璃窗下,挤在前面的人说:“死掉了,死掉了。”又有人说:“看,看,给死人换衣裳了!”屋里传来声音:“压一压,压一压,让肚皮里东西吐出来。”安静了一阵,突然只听得“大脚疯”娘姨拍手拍脚大叫起来:“老爷升天了!老爷升天了!”张廷重的确气绝了。

  

  《色.戒》拍竣,张爱玲家庭的陈年往事大概也会被人捞起来讲讲。

  

  “大脚疯”娘姨是湖州人,喜欢用篦子沾水,将鬏髻梳得溜光,她得丝虫病,一条腿很粗,人家不敢当面叫她“大脚疯”,只是暗叫。后来收尸的三轮摩托开来,旁边的车斗真像棺材,小孩子越怕越要看。一个从来没有赚过一分钱,却挥霍掉许许多多钱的人,就这样走掉了。“大脚疯”一直在哭哭唱唱,好像是完成仪式。

  

  “大脚疯”帮佣的另外一家住二楼,周围都叫这家的老头“舅公”。舅公非常喳喳呼呼,还算是居民小组长。有时候会指责谁家的阴沟塞住了,谁家的厨房有蟑螂屎。

  

  28号人家不少,舅公住在吴征家和姑姑家中间。他雇了“大脚疯”当娘姨,“大脚疯”帮姑姑做,算是兼职。

  

  28号还有一个奶妈,记不得谁家雇的胖胖乡下女人。一天,舅公站在洗衣服的奶妈后面,伸手摸她的乳房,令小孩子看不懂的是,这种下作坯动作,奶妈居然是非常陶醉的样子。一直到20多岁,我才明白奶妈为什么这样陶醉。

  

  此时,吴征尚未出世,更大的事件也尚未降临。

  

  文革一来,285弄不少人家被扫地出门,混乱开始了,愚园路一带传来许多名人自杀的消息。突然有一天,传说东东的奶奶自杀了,我心里咯噔一下。那时东东的奶奶尚在中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个头不高,鼻梁生挺,皮肤白皙,说话轻声轻气。好像听说一直在医院上班,又听说是吃“来沙尔”自杀的。

  

  后来邻居回忆说,东东的奶奶早就有思想准备,走之前一家一家人家去关照,以后借打电话不要客气,来就是了。当时有私人电话的人家不多,吴家有,挂在二楼通向三楼的楼梯口。

  

  四

  

  如果你现在到江苏路靠近愚园路去找285弄,先看到的是两栋高层“畅园”,2号线地铁站出口就在畅园脚下,绕开畅园,才能找到弄堂入口。畅园是开发商和权力机构勾结的杰作,借修地铁之名,一下子将30年代留下的五、六组连体别墅和多栋独立大洋房拆得精光。

  

  四十年前,街道另一头,市三女中的娇小姐们转眼翻脸,成为英姿飒爽红卫兵,就在如今畅园门口冲进285弄,2号门牌里一对资产老夫妻当场吓坍,晚上便一命呜呼。

  

  大字报开始刷上墙体,谁轧姘头谁走私黄金,写的人都像“包打听”。给东东奶奶的大字报贴在28号花园里,所用字眼尽管污浊,旁观者看得多了也不觉得特别耸动,但是对于当事人,特别是有教养讲体面的,绝对致人死地。

  

  现在想起来,这些大字报并非红卫兵所为,许许多多的所谓材料肯定是成年人抛出来的。像东东奶奶这种举止娴雅,态度矜持,见过市面的女人,说不定单位里有几个妒忌者、吃豆腐不着者,或是当年低级别的仇富者,乘机“以革命的名义”敲你一记。

  

  东东奶奶是1968年8月5日走的。死前被人隔离毒打,是岳阳医院的革委会造反派弄她。晚辈非常克制,一点动静都看不出来。

  

  因为领袖说过“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后弄堂的水井里也跳下去一个人,第二天,打水的人发觉吊桶老是沉不下去,才看到了尸首,跳下去的是沈家阿伯,镇宁路的一户人家。他怎么跑到这里来寻死的,我一直不明白,也许这是周围唯一能够找得到的开着的水井。后弄堂自杀的还有电影《51号兵站》里扮演黄元龙的邓楠,邓楠是黄胡子北方壮汉,经常看到他拿着钢钟镬子到弄堂口买生煎,几乎隔天就去。后来再没有看到邓楠买生煎,说他自杀了。

  

  关于东东奶奶的经历,是过了快三十年,吴征出名以后,我查找资料才知道的。

  

  东东奶奶叫爱伦,30年代沪上名医杨妙成的妻子,苏州人。育一子名杨之光,就是后来把国画人物画出“外光派”效果的广州美院副院长。六十年代的作品《女矿工》蜚声画坛。

  

  1935年,爱伦与杨妙成有隙,遂与知名大律师吴凯声结婚,吴凯声即吴征的爷爷,留法法学博士。当年他与人谈话两个小时可得一根金条,办两件小案可购得一辆汽车。与上海滩各种势力都有交往,帮中共廖承志、陈赓等都办过案子,暗中与周恩来交往频繁。

  

  吴凯声与爱伦育有三子,其中一即为吴立岚——吴征的父亲。吴立岚与民国名人邵洵美之女邵阳结婚,即为吴征母亲。

  

  据《吴凯声博士传》介绍,汪精卫早就赏识吴凯声的外交才能,加上他又是当时上海红得发紫的大律师,为了壮大声势,决定邀吴凯声任汪伪政权的外交次长。而吴凯声得到国民党秘密指令,决定潜入汪伪政权的中枢。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枪毙了陈公博后,不分清红皂白地将吴凯声投进了监狱。吴公馆一大群曾经前呼后拥的仆人被遣散了,爱伦则带着她与吴凯声所生的吴立峰、吴立岚、吴互岗三个男孩子,用自己的积蓄,在江苏路买了一幢上海闻人虞洽卿早年住过的花园洋房,与吴凯声脱离关系,过起自己的日子来。

  

  后来,我才明白,当年的大字报有汉奸小老婆字眼,即指此事。

  

  关于吴凯声的晚年,有报道说:1989年12月11日,吴凯声90大寿,设寿堂寿宴于静安寺,来宾中包括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孙中山先生的孙女孙穗芬、法国驻上海领事馆总领事石巴和、法国外贸部驻北京代表罗曼以及上海文化界一些知名人士。

  

  几年前,吴凯声逝世,吴征与杨澜在报纸上刊登讣告,用词简约,称“无疾而终”。

  

  五

  

  江苏路285弄像英文字母L,长的一竖通向江苏路和愚园路,短的一横通向镇宁路。长短线条的交叉处就是28号,张爱玲的后妈、吴征一家就曾经在此居住。木兄拍的一张照片,将弄堂的短线条全部收于镜中,尽头正对28号,那种宁静和安逸,仿佛按动了Replay键,突然回到从前。不少人来寻踪,拍张爱玲相关的画面,包括淳子的《张爱玲地图》,这些描述285弄的文字和照片大都隔靴搔痒,不得要领。而木兄只是逸笔草草按下快门,居然抓住了魂魄。

  

  据房产档案记载,这一排小洋房建于1925年,50年代还非常偏僻,附近有大块空地,连到中西女中(市三女中),有人种菜,甚至有人养羊。因为是一条死弄堂,洋房的枪篱笆非常低矮,也没有人跨越,送牛奶的人只需把奶瓶放在花园外,陌生人除了花匠、邮递员、送鱼虫的乡下人,几乎看不到。周围有数株大桑树,届时桑子满头,紫得发黑,又大又甜。在桑树底下,曾经出现过蛇,我亲眼看到派出所的人用笼子将一条蛇抓走了。

  

  28号数过来,30、32、34、36就五个门牌号码。居民除了像张爱玲后妈、吴征奶奶以外,还住着资本家、教师、中学校长、新闻记者等等。

  

  50年代中期一场台风,将弄堂最后一堵墙刮倒,那半夜我印象深刻,如山崩地裂,狂风夹着一声巨响,房子也抖动起来。第二天,我看到后门以外一地碎砖,仿佛大幕拉开,看到的是我并不熟悉的场景。后面的人住得这样破,这样烂,还有草顶的房子。那些人试探着到花园洋房弄堂来张望。以后,他们的孩子有些成为我的同学。

  

  我的这些同学聪明透顶,常常使我自惭形秽。他们会创作一种“回文”,让人上当。比如:“纸头乱糟糟”,倒读变成了“招招卵头子”,“大自然的爸爸”倒读成为“爸爸的卵子大”。他们会让女老师倒读,在得手以后全体哈哈大笑。不过这批人大都没有逃脱4050的下岗命运,直到今天,日子也不比父辈好到那里去。木兄的某张照片拍到了一点点后弄堂,已经比当年好得多了。

  

  58年的时候,弄堂有些不对劲了,舅公带着一帮子人来拆所有建筑上的铁器,铁门、钢窗上的铁栅栏、我家的大落地窗的铁栅栏移门几个大汉都扛不动,用氧气瓶烧,好不容易拆下来。据说是拿到上钢厂去炼钢了,我只知道上钢厂是在很远的地方。

  

  弄堂里的空地上,不知道那里来的人也开始炼钢,挖一个坑,砌什么高炉,就在花园洋房旁边生火,穷烧,后来停了,一堆乱砖不了了之。每家还要贡献一种粉,就是将沙锅捣碎,捣成粉末,交到舅公那里去,说是国家炼钢要的。

  

  后来我长大了,才明白摸奶妈乳房的舅公是可以和响应号召的舅公融为一体的。其实,舅公所干的一切,是不拿一分钱的。

  

  六

  

  最近过愚园路江苏路,热闹啊。热闹得有仓皇之感,谁都马不停蹄。

  

  当年的热闹是一阵一阵的。炼钢的事说没就没了,花园洋房周围开始建工厂,我一直不清楚柯庆施之类对花园洋房是否有着强烈的仇恨心理。工厂就盖在花园洋房旁边,车床对着家里的客堂间,搪瓷厂的烟囱在你家的头上天天撒着煤粉。这不是一幅漫画,也不是大杨浦某个地方,这是60年代愚园路上海西区最最上流社会的社区发生的事情。

  

  285弄弄口正对着安定坊,安定坊弄口一边是大翻译家傅雷的家,一边是基督教惠慕堂,车床搬进去,教堂里行车吊车戳天戳地。我的同学就是牧师的儿子,(牧师离特务还差一点点)我觉得他一直很自卑,从来没有开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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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雷故居

  

  当时傅雷家和惠慕堂之间还有一间很小的理发店,我班上一个女生,头发黄黄,有点营养不良的顾丽娟就住在里面。有一天顾丽娟被派出所叫去,回来以后所有女生都用非常异样的眼睛看她,有些暗暗的在传话。原来顾丽娟投靠的是他的亲戚,那个剃头匠动起了还没有发育的小姑娘的脑筋,而且弄得蛮“结棍”的。派出所让小姑娘去指认,结果那个剃头匠判了刑。顾丽娟没有多久就转学了。

  

  七

  

  60年代初期,285弄面目已经一天世界,铁栅栏拆光了。破汽车放在弄堂里,机油流得一地,弄堂露天露地变成汽修厂,安定坊也堆满电动机。洋房的汽车间没有汽车了,办起了生产组,老阿姨在里面糊纸盒。马路上拉劳动车的“大泼势”女人到花园洋房弄堂来找小便的地方,就往绿化后面一蹲。临近省份的饥民开始来弄堂要饭。后来粮食供应出现问题,副食品也出问题了,家家在花园里种菜养鸡。以前的太太们见面,总是谈谈麻将台上的手气,现在开口问:“拿屋里的鸡出蛋了伐?”报纸上开始宣传山芋的营养,大米不能全额供应,要部分换成山芋。弄堂开始堆山芋,一麻袋一麻袋,班级里的“猫狗”“小宝”去偷,用铅笔刀削皮,大口大口地嚼,很自得。成年后,这两人成为职业三只手,先后判刑。

  

  我一直以为,某些人对花园洋房和南京路是极端对立的。当年有一张非常出名的照片,反复刊载,一队军人推着一长串粪车从国际饭店门口走过,意欲何为?当然大有深意。这绝不是本雅明对摄影的论断所可以解释的:“从消逝的东西中看到一种新的美。”粪车和现代商业文明,和曾经是灯红酒绿的地方“冲撞”,暗示对“人欲”的最后的一次荡涤,就要山雨欲来。

  

  表面上,傅家的花园里,月季花芬芳吐艳,这是傅雷煮字生涯里最最热衷的事情。其实傅雷的家已经风雨飘摇,傅聪乘出国钢琴比赛,“逃脱了”,这是弄堂里经常被议论的事情。

  

  傅雷是1966年9月3日和太太朱馥梅一道自杀的,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所以总是没有忘记。

  

  傅雷

  

  江苏路285弄口在造新的地铁,傅雷的房子就在对面,再拆的话就要轮到它了,今天它还在。

  

  以前,我有一个同事,女的,叫秦向明,就住在傅雷的房子里,她家里是军人。WG中,扫地出门的人家房子空关,部队的家属住进去,傅家类似。我乘机进去看看,厨房5-6家人家在用,有点乱,也看得出以前傅家是体面的,留下的料理台、煤气灶老式的,很硬扎。每间房间的门都高畅,很高很厚的深色门套。楼梯沿墙壁上去,扶手是大料硬木,有护壁板。

  

  就是这个楼梯,1966年9月3日早晨,保姆周菊娣走上踏步去给三楼先生的卧室搞卫生,推开门,周菊娣呆住了,傅雷躺在床上,已经没有任何气息,朱梅馥用白被单将自己吊在钢窗的横杠上。消息传出去,户籍警察左安民赶来,发现书台上有一个包裹,折起的地方用火漆封固,非常郑重其事,上面还附有一张纸,写着“此包由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朱人秀是朱梅馥的哥哥。经过请示,包裹被打开,里面有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书写清晰的遗书,这封遗书在一些地方发表过,但不显著,相比《傅雷家书》,影响小得多。除了表示自己并不反党,自己多余以外,还谴责自己教育出一个叛徒。(指傅聪出国未归,最多像王治郅吧)

  

  有两点是提到保姆的:旧挂表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600元存单一张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一个小信封装有现钞53.50元,傅雷写明:作为我们的火葬费。

  

  那天我正好15岁,我要我母亲回忆那天我是怎么过的,她实在想不起来。

  

  9月2日,他们夫妇临走的那天,朱梅馥对阿姨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煦良)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她不要让自己死得太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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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法医分析,朱梅馥比傅雷晚走两小时,她看先生服毒后,慢慢剪开被单,打好结,用棉花胎垫好方凳,怕一脚登开时弄出动静,就走了。

  

  他们之前的遭遇,与许多人大致相同,批、斗、侮辱、抄家,花园里的月季花被连根拔掉。

  

  57年的时候,傅雷已经吃过一次“生活”。他表示,小儿子傅敏还小,否则老早走人了。

  

  傅雷是泰斗,是应该像菩萨一样供起来的呀!

  

  我看《约翰.克里斯多夫》的时候经常浑身发抖,我对于他笔下的“真勇主义”既爱又怕,他纠正了弄堂对过一个从未谋面的少年对人生的看法,包括成长、友谊、异性、死亡。

  

  八

  

  我本来想再写写弄堂里一些没劲的人,关于谁将4000美金藏在壁炉烟道里,后来又给自己人揭发出来的事情,谁在小菜场偷猪头肉,被人挂着猪头示众的经历。这些都没有说服我将思路从一件事情上移开:搞傅雷,名单是谁拟的,是谁冲在前面,谁押(躲)了后头的。大规模的抄家、批斗肯定是有人组织的,否则连最起码的交通工具也没有。

  

  我突然想到一个人——戴厚英。我在此声明,我没有说戴厚英迫害了谁,她从安徽农村到上海,是作为小钢炮培养的,从反右开始,就对作协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开炮。她肯定看到写乌七八糟的书的人住在洋房里,这和她老家的场景有着极为强烈的反差。差异可以激起有力的联想和冲动,当联想和冲动被赋予正义感的时候,什么都会发生。我是可怜戴厚英的,我对戴厚英的可怜超过一切作家,超过傅雷。戴厚英在WG成为闻捷专案组组长,她居然爱上了这个“敌人”,

  

  1971年初,闻捷开煤气自杀,戴厚英突然转变,她变成了弄堂里的人。1996年8月25日,戴厚英在上海弄堂寓所被年轻的乡亲所杀,她的头颅与身体被利刃分离。她的侄女也一同被害。我相信那个乡下来的年轻人看到了弄堂的生活,看到了戴厚英有着远远多于他想象的财富(也许只有一点而已),他动了杀机。

  

  九

  

  1964年的春天,我到傅家房子后面一个讨人喜欢的女同学家里“开小组”(按照老师的编排,几个人一起做作业),那个时候的284弄(安定坊)真安静啊,小洋房之间的树密不透风,微雨,绿得透出油来,忽然飘来植物的气息,介于香与不香之间。涂过柏油的篱笆被开满白花的枝蔓压弯了竹梢,整条弄堂,寂静无人。但是谁知道,就在白花的后面,傅雷在喘息,两年后便自我了断。

  

  近年来,我在欧洲的许多地方看到这样同类的弄堂,我似乎回到了早年的江苏路愚园路。现在,偶尔驾车经过旧地,我真不敢回望已经魂飞魄散的老屋。只有匆匆逃窜。

  

  愚园路往西一点点,1088弄103号,我想讲讲顾圣婴,当时,她的名气远远大于现今的李云迪、郎朗。她也是自我了断,死的日期是1967年2月1日。

  

  顾圣婴

  

  下文绝不重复关于批斗、耳光、开煤气的事情,也不讲她父亲顾高地羁押于青海,这些网上都可以查到。

  

  我只讲自己和顾高地偶尔的一次见面,只讲和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的一次见面,以及我弟弟看到的最后的顾圣婴。

  

  傅家和顾家深交,傅雷还为顾圣婴介绍过钢琴老师,傅雷夫妇的死肯定给顾家三人的死做了榜样和暗示。

  

  1967年1月31日,我的一个小朋友陆小燕因为追逐打闹,突然捂着腿高叫:“痛煞了!”旁边的小朋友说她“装腔”,小燕的叫越来越厉害,送到愚园路749弄的原区中心医院,才知道骨折了。打石膏、校正等事折腾到半夜,我弟弟和阿尼头(现定居纽约)两个十来岁的少年陪着。

  

  凌晨三点左右,救护车呼啸而来,抬下来三付担架,脏兮兮的帆布担架,就放在急诊室的地上,那时的中心医院急诊室就是老洋房的客厅,天冷了,放一个烧煤的铸铁炉子取暖,铁皮烟道在天花板下绕半圈。担架上两女一男,已经气息全无。阿尼头从小就练小提琴,因为老师是交响乐团的,所以知道音乐界的许多事情,阿尼头那年16岁,他认出了顾圣婴就睡在担架上。旁边的大人也在议论:顾圣婴,顾圣婴。弟弟回忆起来,顾圣婴面孔雪雪白,头发蹋了地上。片刻,医生写好死亡鉴定,三付担架就由护工推到太平间去了。这就是顾圣婴在公众面前的最后一次露面。接下来的事情,报道里回忆,三具尸体匆匆就烧了,连骨灰都没有留下来。三个人是妈妈秦慎仪、弟弟顾握奇和顾圣婴。

  

  我掂量过自己,我对顾圣婴的关注和现在粉丝对郎朗李云迪的关注没有本质的区别。

  

  1989暮秋,我见到年迈的顾高地。他已经八十高龄,他活下来,是因为他一直因潘汉年案在服刑,因前难躲过后难。孤老头子已经没有亲人。和我一起去见老人的还有同事王美女(现定居巴黎),我们是通过一个叫蔡蓉曾的女子,找到顾高地的。

  

  愚园路的房子早就变成七十二家房客,顾高地落实政策后,被聘为市政府参事,虽是闲职,他有这个资格。他年轻时候是19路军蔡廷锴的参谋,一度蒋介石也器重他,他与潘汉年等过从甚密。顾高地移居在离愚园路不远的兴国路41弄2号303室,与兴国宾馆相对。这是在老洋房之间的空地上建的工房式多层火柴盒,与兴国路的风格有点不合。

  

  推门进入的时候,我就闻到一股强烈的猫尿味,我怕美女同事做出掩鼻状,刺激老人家,还好,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屋子里养了一群猫,顾高地手里还抱着一个。他好高的个子,很瘦,属于小头一类,灰色中式棉袄,更显老人皮肤苍白。顾高地目光柔和,话语清晰,带无锡口音的上海话。事先和美女商量好不讲任何痛苦的话题,我们权当陪老人说说话。那天阳光很好,客厅的水泥地上白白的耀眼,房子等于没有装修,但很整洁。一架旧钢琴,老人说是女儿用过的,还有一些旧琴谱,也是归还来的九牛一毛,连同顾圣婴的几张照片,放在玻璃柜子里。最有价值的是一具石膏手模,裂了,是肖邦临死时翻制下来的,波兰政府拷贝,奖励给顾圣婴的。

  

  我们谈下来,知道老人在政府里领一份薪水,看病都没有问题,那位蔡蓉曾女士是热心人,无偿帮助老人,关心饮食起居。老人的愿望是在此设置顾圣婴纪念室,保存圣婴所遗全部文物。我想,这里实在是太简陋了一点,顾圣婴留下的东西也非常有限。我们陪老人坐了许久,临走他送我们顾圣婴的盒带一套,两盒,收录女儿演奏的肖邦、李斯特作品若干。

  

  走出顾老住地,美女问我:“数过他家里几只猫了吗?”

  

  我说没注意。美女瞪大眼睛说“三只!”我顿时大骇。

  

  1990年10月,我收到讣告,顾高地去世,原因是肺癌.

  

  我为什么要写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呢,让人产生愚园路上冤魂多的感觉。我想有些事情确实是非常偶然的,也许在中国、在上海、在一条街上、在一个时间段里,一下子死掉一批人,不是天灾,不是瘟疫,不是异族入侵,而且都是横死,太偶然了。

  

  这里面,有些人,真是国宝级的,我们不可能像造汽车一样把他们造出来,他们几乎是上帝故意安排在我们中间的,人的典范。而因为我们暴戾、我们粗鄙、我们轻信、我们妄执一念,以为真理,他们就这样,带着极大的冤屈,带着奇耻大辱,带着绝望和决绝,离我们而去。我写的这些人,算是知名人物,另有一些人,很平常,也在这个时间段里,匆忙结束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可见文字的记录。愚园路608弄有我的朋友,出色的牙医世家的一员,他亲眼看到对面阳台上老太婆跳下去,那一年,他十岁。说起老太婆着地的声音:“泼”,就像砂锅落在水泥地上发出的响声。这个“泼”一直印在他的脑子里,也印在我的脑子里,无法剔除。

  

  十

  

  我真的不想议论,我喜欢细节的再现和表达。

  

  我和儿子说起过去的遭遇。希望他对于绝对权力、绝对一致、绝对纯粹能够有所警惕。他反感的不是故事,而是我的叙述,“又要讲这些没劲的事情了。”

  

  顾圣婴的故事基本说完了,我弟弟回忆1967年2月1日凌晨所见,还说起,那个男的抬进来的时候,右手不合常理地前伸,很触目。天很冷,没多久,人就呈僵硬状态,那年,顾圣婴29岁。

  

  1990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俄罗斯老太太克拉夫琴科,她是顾圣婴、刘诗昆的老师,50年代,两个学生就住在老太太的家里,学琴练琴。我到汾阳路音乐学院的专家楼里找她,那时专家楼就是校园北面的一栋旧洋房,穿过自行车棚,在一片缺少打理的植物后面,找到入口。中苏专家恢复往来,学院将这位与中国钢琴教育关系密切的老太太请来。她和画报上典型的俄罗斯老太太没有区别,矮,微胖,满头银发,大花围巾披肩,和蔼可亲,谈话很愉快,她喜欢中国学琴的小孩子,专程来辅导。最后,说到顾圣婴,老太太落眼泪,进而哭得十分伤心,她拿出一本相册,很多顾圣婴和她在一起的照片,有些在钢琴旁,有些在花园里,还有在演出场合,有不少和刘诗昆一起的三人照。顾圣婴的死讯,她是在WG结束,中苏重修旧好后才知道的,她说她失去了女儿。她难以想象轻盈瘦弱的顾圣婴年纪轻轻的走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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