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士票购买：梁山伯文章竟然惹出大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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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故事 || “梁山伯”结婚，“蜜月”文章竟然惹出大风波？

　　发表一篇文章，有时会惹出一场大风波，此类事，古往今来，并不少见。然而，平素很少执笔的一位越剧演员，谈她结婚成家的文章，竟会闹得满城风雨，使整个上海滩都为之震动，甚至还惊动了国家最高领导人，这又是什么样的来龙去脉呢？

　　范瑞娟撰写新婚生活事情发生在1957年，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结婚了。范瑞娟饰演《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梁山伯，《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令很多观众为之倾倒。这么一个演员的喜事，自然引人瞩目。新华社很快播发了消息，加了个颇为新颖的标题：“梁山伯结婚了！”

　　这一年3月，中国新闻社相约范瑞娟，希望她撰写一篇短文，谈谈自己的这桩终身大事。在丈夫的鼓励和支持下，范瑞娟这篇向海外侨胞报告自己幸福生活和对未来美好憧憬的文章终于脱稿了。题目是：《新中国帮助我建立了一个幸福家庭》。

　　文章由大陆发向海外，香港《大公报》很快刊登了，只是标题作了更动，改成《我的丈夫，我的蜜月》。编辑这一改，自然是为了使它更富有生活情趣。万万没有想到，从海外传入大陆再刊登，却产生了麻烦。

　　党报转载招非难1957年3月23日晚上，《解放日报》的一位夜班编辑将香港《大公报》上范瑞娟的文章推荐给了副总编辑冯岗。冯岗拿起报纸，细读全文。文章写的虽然是成亲期间的琐事，却洋溢着对新社会的热爱之情，作为一个读者,他由衷地喜爱这样的作品。

　　他拿起报纸征求其他编辑的意见，“这明明唱的是社会主义好嘛，为什么不好登！”在场的另几位编辑主张立即转载。

　　“好！登！我负责！”老冯下了决心。

　　“大标题改不改？”

　　“不用改！”

　　“要不要配照片？”

　　“要！”

　　冯岗连夜派人取来范瑞娟的结婚照。第二天，这篇文章就出现在《解放日报》第二版的右上角，加上花边的框，配有照片，颇为显眼。

　　范瑞娟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全文不过两千余字，共分六个小节：第一节说的是她和未婚夫将进行结婚登记的情景；第二节说，尽管事先没有通知别人，成亲那天还是来了不少亲友，包括自己的文化老师，包括刚演了夜场的越剧界朋友；第三节说了同丈夫结识的简要过程，说了自己对婚姻的想法；第四节用的小标题是“在蜜月里”，说的其实还是夫妻俩婚后的工作和学习；第五、第六节讲到丈夫的为人和婆婆对她的深情。

　　细读全文，并没有什么“不登大雅之堂”的词句。

　　但报纸送进千家万户，当天就引起议论纷纷。有的诧异，有的非难，有的有几分狐疑：“呀！党报也登这种文章！”

　　“啊，什么‘丈夫’、‘蜜月’，黄色，黄色！”

　　……短短几天，报社收到责难信竟达几百封。

　　看看当时发表的意见，倒也有趣：“这篇文章谈的尽是恋爱经过，婚后生活，这是迎合小市民兴趣。”

　　“这是海派噱头！”

　　“为什么不多登登上甘岭的英雄，却登这种文章。”

　　有一种意见更有意思：“如果把他们的夫妻关系宣传得这么恩爱，夫妻不和的人看了就要闹离婚了。”

　　“孔夫子谈恋爱”引争论冯岗面对这些来信，思绪万千，觉得有必要说点自己的意见。他以“夏光信”为笔名，写了一篇杂文，题目颇风趣，叫做《孔夫子谈恋爱》。文内引用了“子见南子”的故事：孔老夫子见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尽管南子坐在纱帐内，他并未同这位美人直接接触，还是遭到门徒的非难，弄得他不得不赌咒发誓，竭力表白自己。冯岗在文章的结尾说，登范瑞娟这样的文章是个尝试，总比不敢试好。人民的报纸到底应该是怎样一个面目，不妨进行讨论。

　　相隔一个星期，《新闻日报》登出一篇题为《是反对“孔夫子谈恋爱”吗？》的文章，反驳说：“生活中有没有是一回事，要不要写成文章，见于报端又是一回事。”

　　在这位作者看来，范瑞娟的文章里说到闹新房，说到“互相喂了糖”，这类镜头“大可不必见之于报端”。又说，范端娟在文章里说到她丈夫生活随便，不讲究穿吃，要他挑一套呢衣料，却淡淡表示“任何一种都可以”，这也不值得表扬，理由是现在要提倡艰苦奋斗，“主动地不添置呢料衣服，争取多出口”。

　　他的意思很明白：孔夫子是可以谈恋爱的，不过要在一定的框框里谈；结论是：范的文章不过是“野草闲花”，还是不登为妙。

　　诺大的上海，难道就没有人赞成的吗？

　　当然不是。

　　有个纺织女工信里反映，她们厂里的很多女工都喜欢看范瑞娟的文章。益民食品一厂的一位读者连连称赞说：“很好，很好”，“这是新旧社会的对比，报上登得太少了。”

　　黄浦区卫生防疫站的一位读者更理直气壮地写道：“演员她们去国外演出、前线演出都报道，为什么业余生活就不能写？”

　　编辑部把这种情况叫做“红墨水倒翻”。那位向副总编辑推荐范瑞娟文章的编辑，更是被同事说：“你闯穷祸了！”

　　领袖解围谈笑风生1957年的春夏之交，毛主席到南方视察工作。在杭州，他召见了一些省市领导人，听取他们的汇报。上海市委领导在汇报工作的同时，如实地向他汇报了《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发表的前前后后。

　　范瑞娟演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毛主席曾先后观看过两次，还曾在演出后同演员们一起拍过照。范瑞娟这篇文章的发表居然引起这么大的反响，他自然感兴趣。他听了事情的始末。问道：“解放日报总共收到多少封信？”

　　“几百封！”

　　“上海人口几百万，几百封信，少数嘛！”“报上也总不能天天都是上甘岭，讲讲丈夫、蜜月也可以嘛！”对此事，他谈笑风生。

　　领袖出来解围了，当事编辑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这一年的6月24日，解放日报总编辑办公室正式书面答复来信的读者，以肯定的语气说：“人民群众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人民群众的兴趣要求也是很广泛的，他们不但需要从报纸上了解各个时期的国际国内的大事，同时也需要从报纸上了解各个时期各界人民生活的面貌。”

　　不过却又留了这样一句话：“这篇文章，无论在思想内容和编辑处理上是有缺点的。”

　　——明眼人大都明白，这显然不单单是编辑部的意见。

　　丈夫是夸奖不得的《我的丈夫，我的蜜月》的作者范瑞娟同志，婚后就去各地演出；上海在为她的文章议论纷纷的时候，她还在东北。回到上海，风波己息,仍然听到一些闲言碎语。

　　本是一片真诚应人所求，却惹出风风雨雨，这不能不使她夫妇俩惊讶不已，啼笑皆非，心情好不郁闷。不过，还算好，没有上纲上线，只说她不该夸奖自己丈夫——丈夫看来是夸奖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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