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出租车票购买：弄潮第五章

　　说起赚头，老爷叔心里一本账。十元以下阿拉不做的。廿元以下要看的，实在是路近又好走的，就带上。后来定下的最早的“起步价”，大概就是从这个价位上来的。

　　那辰光，社会上讲“差头司机讨得起空姐做老婆”。意思就是讲阿拉有钞票。我是有钞票，这我承认。但我不讨空姐做老婆。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地上跑；一家人家是不作兴的。阿拉老婆不算好看，也不难看——阿拉老房子的隔壁邻居。我住在楼下厢房，她家在楼上三层阁里。大家知根知底的。老实讲，对一个差头司机来讲，家里老婆太漂亮，摆在家里，自己日日夜夜在马路上跑，心里是要“嗒嗒动”（不放心）的。

　　1990年往后，都装计价器了。90年代，有钞票人多啊。白天麻将牌局多。夜里娱乐场子多。差头忙啊。夏利、富康、捷达、桑塔纳也进来了。奥拓车坐四人，其他车都是坐五个人的标准，奥拓便宜，生意更好。

　　有了计价器，价钱不谈了，找头要准备。查了紧，一个不对，饭碗头敲掉，不划算的。驾驶座边上的杂物盒里，总归要放着癞头分——几张角票和硬币。表示阿拉是找零头的。至于乘客讲——不要找了。那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一直到拉交通卡，没有找零了。什么也没有了。清清爽爽。

　　老爷叔开过的差头车是一辆比一辆好，也见证了起步价的逐渐攀升。乘差头的人，从老板到白领；上海人，广东人，温州人，还有外国人。

　　王秀宝的观点——除了加强对出租车行业的个体司机管理外，更要限制出租车行业的个体司机占有比例。

　　1987年3月，上海出租车行业即停止发展个体户。

　　1990年代上半期，王秀宝赴日本考察出租车行业，所见所闻，令他更加坚定了这种思路。当时，王秀宝很好奇——日本的管理部门如何解决一些令出租车行业管理者头疼的难题：比如发挂号信给被投诉司机，叫其来政府部门接受调查时，司机总是声称“没收到”，即便是来了的，谈起投诉事宜，“基本上都会赖掉”。

　　王秀宝便问日本工作人员，你们通知司机过来，他会来吗？对方反问说，他为什么会不来？王秀宝不解，再去问日本出租车司机，如果你被投诉，政府通知你去接受处理，你会去吗？对方也反问说，我为什么不去？

　　王秀宝实地观察投诉处理过程，发现日本的出租车司机的确比较“实事求是”。这有关社会风气和公民素质。在那之后，王秀宝说:“我们就更明确，坚决不能发展个体司机了，这种差距，我们没法解决”。

　　此举颇有争议。

　　从1987年到开始，上海除了在2005年特批过2000个货运个体司机转为个体客运资质，就再未发展过个体司机。这样的思路，引来不少反对意见。不少专家学者们呼吁对个体司机放开准入。

　　“理论上说，应该对个体户开放，这样确实会更有公平性，但公平需要可操作性。站在政府的角度，就是管不了。专家可以来管管看，肯定管不了”。退休后，王秀宝更加坦率地表达观点。“在政府管制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个体司机是不能发展的。”

　　这话，王秀宝现在还是这样讲。“没错的。从管理角度上看，国营企业或者集体企业，毕竟有个企业行政上的管理机制。俗话讲‘好管’；个体户是散户，车子又是日日夜夜在马路上跑的。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抓得牢伊的。出事情的概率就要高。当时，整治出租车行业；限制个体出租车，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我这样讲，还有个大观念，那就是，出租车行业是公用服务事业，既然是公共服务，服务就要有质量保证的。”

　　朱镕基市长在1988年8月发话“下定决心把出租车整顿好”。在这个专题讲话里，说个体户乱象的时候，话说得很重；说到管理者内部问题的时候，话也重。用王秀宝的话说——朱镕基点名客管处，我们恨不得地上有条缝钻进去。

　　那天，王秀宝其实并没有在现场聆听市长教诲。他正好在外学习。回来传达朱镕基讲话精神，有对出租车业害群之马的愤慨，也有对普通司机实际困难的关切。入情入理。同时对出租车司机要到处“烧香拜佛”的现象，提出严厉批评，矛头直指管理部门的不正之风。

　　被朱镕基点名批评，头皮发麻。一定要有货真价实的整顿才好交代过去。

　　王秀宝清楚记得，“我们处理了几桩典型事例。也就是朱镕基讲话里批评的‘吃、拿、卡、要’。我到现在还印象深刻，处理过两件。从闸北捷达公司借来的一个干部，在办事窗口接待的，结果有个体户到窗口来要请他‘吃生活’，意思‘我给你两条香烟一件羊毛衫，你不帮我办事情’。我们一听，哪能有这样的事情？马上问，有吗？回答有的。那个人马上被退回去。第二件事情，我印象也蛮深的——我们客管处当时从公交借来一批干部——公交的行车管理员——他们在管理上有经验；专事检查工作。其中有六个人，个体户请客吃火锅；吃了呢，对他们检查就松了，眼开眼闭。吃火锅的地方，我到现在还记得，在石门二路现在的国际丽都城边上，当时开重庆火锅城。人家揭发，我们调查；一共吃六趟。钞票不多的，也就几百元样子的开销。处理结果——全部退出客管处，自己找出路。后来好像都回公交了。所以，总的来讲，这样两次处理，我们内部应该讲做到有错必纠。样子做出来，问题基本杜绝。一直到后来，也没有什么人再出事情。”

　　1988年12月24日。作为整顿和规范上海出租汽车市场、改善投资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上海大众出租汽车公司正式成立。

　　曾经有媒体报道：“在坚决不发展个体司机的同时，对于那些公司制的出租车经营者，上海的交通管理者采取的是‘扶大扶优’的管理导向。”

　　“这实际上是我们从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开始说的一句话。也算是一个操作规范。”王秀宝说，“大的企业，所付出的管理精力肯定多，它很珍惜自己的声誉，这种企业提供的服务质量相对来说好，既然企业规模大，服务又优，那么我们就应该支持。所以那些企业就壮大了。”

　　1980年代末、1990年代，民营经济并不发达，出租车行业里的公司，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两类企业，其中实力相对强一些的，是国有企业。但朱镕基要求，国有企业也要改革，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

　　大众公司应运而生。这与政府的大力扶持分不开。银行贷款6350万元，购买500辆红色桑塔纳。上海出租车行业刮起 “红色旋风”。当时，一辆桑塔纳，人民币十四万。在当时属中高端车型；配置全，空间大，服务好。用现在的话，叫“高大尚”。这在当时，一般小企业和个体户，望尘莫及。即便上海老牌的两家国有出租车公司——强生和锦江，也做不到这个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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