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曾经生活在上海的名人们,留下了哪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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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启为官清廉、严以律己,但是始终坚守士大夫道德品质的底线,出淤泥而不染。

  

  万历四十五年(1617),徐光启奉命代表朝廷前往宁夏册封庆世子朱倬榷为庆王。按照明朝官场惯例,被封者都要对朝廷派来的官员馈赠礼物,被赠者往往都会“笑纳”。庆王也准备了二百金等物,然而徐光启却分文未受。庆王又特地派人追送至陕西潼关。徐光启还是婉言谢绝了这种物质交结。徐光启在谢笺中说:“若仪物之过丰,例无冒受;惟隆情之下逮,即衷切镌衔。”他拒绝收受礼物和贿赂,以免妨碍公务,害怕收礼后会陷入良心上的危险,而无法主持公道。

  

  徐光启在生活中严格自律、勤俭朴素。门生太仓张溥说老师“仁廉博雅,鲜能比公”。后人徐承熙介绍说,尽管身居相位位极人臣,然而家居“室庐仅丈,一塌无帷”。院落仅能供一马转身而已;冬不炉、夏不扇,生活极为简朴。

  

  徐光启在京城家中吃的粮食是靠上海自种运过去的,若一时没有运到,宁愿借米,也不买米。仅有一条粗布被面的被褥,汤壶子烧坏了也不舍得换。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为翰林院庶吉士,但是俸禄微薄不足糊口,只能从上海家中运粮补给。他给在上海的儿子徐骥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京中自老爷以下俱平安……只是米粮已尽,粮船又未至,日逐在此借米吃,甚悬望耳。”他在信中使用了“甚悬望耳”,可以看出当时生活之窘迫。

  

  徐光启入朝几十年,关心民众疾苦,为地方治灾、救荒,将民本思想付诸实践,但是自己生活却廉洁节俭。《明史》称“盖棺之日、囊无余资”。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初八日,徐光启在北京去世。当整理他的遗物时,却发现在简陋的住屋中,只有几件破旧衣服和一两白银,床上的褥子也已经破旧不堪,此外便是大量的著作手稿和书籍。《罪惟录》记载“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

  

  徐光启殁后,“贫不治丧,贷以归”。他的儿子徐骥听闻消息后立即到北京奔丧,赴京途中患病,第二年春天才抵达,将他的灵柩运回上海。当时缺少资金营造墓穴,徐家只能将灵柩暂停在大南门外双园内。徐骥等人多方奔波,才将墓穴造成,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才落葬。

  

  叶宗行:江浦合流万古清

  

  明初,上海连降暴雨,水患严重。明成祖派户部尚书夏元吉到松江治水。

  

  当时,对如何治理水患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治理水患需从治理吴淞江入手;另一种认为,必须放弃治理吴淞江的旧策,转而重点提升黄浦江的排水能力,因为吴淞江旋疏旋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宋代词人叶梦得六世孙、松江人叶宗行经过实地勘探、遍察典籍,坚决提倡“治浦为先”,并向夏元吉献治水大略。他建议以导代堵,放弃吴淞江故道、加深拓宽黄浦,重点疏浚拓宽范家浜,使水由范家浜下游与吴淞江合流后,从嘉定南跄浦入海。

  

  夏元吉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接纳了叶宗行的建议。明成祖批准了这一治水方案,并遣苏州、松江等地20万民夫共同治水。不到两年半,即完成疏浚工程,黄浦江和吴淞江合流后奔流入海。

  

  为确保黄浦江畅通,叶宗行制定河道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不准任何人围垦河边滩涂。在严格的管理下,黄浦江河床越冲越深,水面越刷越阔,逐渐形成了不浚自深的河道,也有力促进了上海地区航运和商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叶宗行被誉为“江浦合流第一人”。

  

  治水成功后,叶宗行被破格提拔为钱塘县知县。钱塘县经济富裕,却徭役繁重。叶宗行上任后,修订役法,均衡徭役,不出数月社会安定,百姓交口称赞,称其为“钱塘一叶清”。

  

  叶宗行为人清廉俭朴。一日,浙江按察使周新趁其外出时上门查看,只见叶宗行居室简陋,厨房除一包太湖鱼脯之外别无他物。

  

  叶宗行被提任京职之际,正值朝廷修建紫禁城。北上期间,叶宗行顺路督送工匠入京,不幸病逝于途中。周新作文祭奠,感叹“惟钱塘之江水,与君万古而俱清”。

  

  秦裕伯:屡拒征召示忠节

  

  上海城隍庙奉祀的城隍神为秦裕伯。秦裕伯系元末明初人,祖籍江苏扬州,为宋代词人秦观八世孙。秦裕伯幼时,随父来上海居住;后中进士,以足智多谋、为人廉洁正直著称。

  

  秦裕伯任高密知县时,指导当地民众兴修水利,减轻盐民赋税,鼓励农民耕耘抛荒土地,还新建高密县城,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秦裕伯离任时,百姓请人撰写《秦尹去思碑记》,详细记载其政绩。

  

  秦裕伯在福建行省郎中任上,恩威并施,盗贼匿迹,获赞“公正干练”。任郎中一年后被破格提拔,后调往御史台担任侍御史,但秦裕伯辞职不就,在扬州小住后即返回上海县长寿里。

  

  朱元璋曾发《聘裕伯公御书》,征召秦裕伯任职。但秦裕伯以食元禄二十余年背之不忠、母丧未终而出不孝为借口,予以推辞。洪武元年,朱元璋再发《再聘裕伯御书》,以历代应召实例劝秦裕伯入朝。秦裕伯称病拒绝,表示自己只想安心在家休养。朱元璋不肯罢休,当月又发《三聘裕伯公御书》,严词威逼:天下已定,伏处不出意欲何为?秦裕伯无奈入仕为官,任侍读学士、治书侍御史等职。

  

  秦裕伯殁后,为笼络江南士绅,朱元璋称“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封秦裕伯为显佑伯,称上海邑城隍正堂。

  

  城隍庙大修之时,上海人曹一士撰写《上海县城隍神颂序略》,评价秦裕伯“释主疑,明民智,不惜一身去就,为国人请命耳”。

  

  潘恩:进仪于朝退仪于野

  

  元代,华亭县升格为府,上海镇升格为上海县。明嘉靖时期,为抵御倭寇,经松江府知府方廉倡议,修建上海县城墙。上海设县尤其是修建城墙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县内开始出现一些名园,豫园为突出代表。

  

  豫园为潘允端孝养其父潘恩所建。豫园之“豫”字有平安、安泰之意,豫园即取名“豫悦老亲”之意。时人称赞,豫园“奇秀甲于东南”,是江南园林与江南文化的杰出代表。

  

  潘恩,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人。其人洁身自好、清廉公正、宠辱不惊、不畏权贵,被誉为“进而仪于朝,退而仪于野”。

  

  潘恩中进士后,先后任职祁州、钧州、桂林等地。当时,钧州和桂林均为藩王封地。但潘恩严格依法治理、不畏强暴,对藩王并不徇情。

  

  桂林是靖王封地,靖王不准其部下卫卒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潘恩即依规警告王府,不得阻拦诸生参加科举考试。王府无奈,只有听从。

  

  嘉靖中期,潘恩御倭有功,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河南藩王有徽王和伊王。潘恩到任后,揭发两人恶行,使其得到制裁。

  

  潘恩认为,君子为仕的目的是“行道”,而非谋求自身私利。为官一定要保持廉洁,做好自己的本分。

  

  他强调“政者正也”,只有官吏自身具有良好的品行,才能为百姓做实事,并呼吁为官者要以“四事”来严格约束自己,即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

  

  陆陇其:清廉通达真清献

  

  南宋嘉定十年,由昆山划出部分地区成立新县,命名嘉定。康熙十四年,陆陇其担任嘉定知县。

  

  陆陇其,浙江平湖人,少年家贫,勤奋攻读,留心经济。康熙九年中进士后在家闲居,直至任嘉定知县。到嘉定上任时,仅携夫人和图书数捆、织机一张及日常用品。

  

  陆陇其以德化民,从不滥用权威。史书记载,有兄弟争讼不休,陆陇其对他们说,兄弟不睦为伦常大变,兄弟争讼实为县令教训无方。于是,他自跪于烈日之中,争讼兄弟大为感动,于是和好。时人评论,陆陇其诚“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江宁巡抚慕天颜操守欠佳,各县常有馈献,唯独嘉定例外。一次,慕天颜生日时,陆陇其以一匹白布、两双鞋子作为寿礼,并声明寿礼为内人亲手所制,而非取自民间。

  

  慕天颜虽然口头上表扬陆陇其清廉,内心却极为不满,上奏称陆陇其“操守绝尘”,但“德有余而才不足”,宜调任小县。

  

  陆陇其和夫人离开嘉定之时,依然扁舟一叶,依然图书数捆、织机一张。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送,哭声震天。数年后,陆陇其担任直隶灵寿县知县,后因政绩卓著行取为监察御史。

  

  康熙三十一年,陆陇其去世。去世两年后,康熙帝准备任命陆陇其为江南学政,方知陆陇其故去。康熙问左右:为何不奏?左右答:七品官在籍身故,没有启奏之例。康熙嗟叹良久,称本朝如这样的人不可多得。

  

  雍正二年,皇帝下令将陆陇其从祀孔庙。有清一代,从祀孔庙者仅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乾隆元年,特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人称其为陆清献公。

  

  曹锡宝:勇劾权臣彪炳春秋

  

  乾隆后期,和珅专权。监察御史曹锡宝勇敢地上疏弹劾和珅家人,虽因遭人出卖而弹劾无果,却得以彪炳春秋。

  

  曹锡宝,上海县人,先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后中进士,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乾隆五十一年,曹锡宝上疏,弹劾和珅家人建筑违制、恃势营私。

  

  曹锡宝上疏前,将疏中内容告知友人吴省钦。不料,吴省钦即派人告知随扈皇帝在热河的和珅。和珅马上通知家人,将违制建筑等证据予以销毁。

  

  因和珅家人已毁证据,查办大臣亦投鼠忌器,最终曹锡宝不得不自承冒昧。吏部以议奏不实例,建议将曹锡宝降二级调用。乾隆念其为言官,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嘉庆皇帝亲政后,追思曹锡宝敢言直谏,追赠其为左副都御史,其子荫袭中书。

  

  按照清代惯例,五品以下官员如果不是殉于寇难,向来没有赠官给荫之例,五品官也没有追赠正三品之例。曹锡宝原为从五品监察御史,追赠为正三品左副都御史,又入祀乡贤祠,是对直言进谏之士的有力表彰。

  

  上海老城厢里有曹市弄,曹锡宝即出生于此。曹氏一族原居嘉定,明代中期迁居老城厢文庙路。曹家有进谏传统,撰写《上海县城隍神颂序略》的曹一士系曹锡宝族叔,曾任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屡屡上疏进言。

  

  为世所仰,为民所敬

  

  古往今来,廉政是为官的基本要求,不仅要廉洁为官,更要执政为民、为民造福。以上五人,只是沪上历代廉政名人的代表。他们不仅有清正廉洁的品德,又取得了不俗的事功,从而为世所仰、为民所敬。

  

  一是具有经国济世的志向。沪上历代廉政名人从小读书识礼,勤于观察思索,都有经国济世的志向和能力。叶宗行提出治水大略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员。一开始,“治浦为先”的观点并不占上风。这位松江书生眼看父老乡亲饱受水灾之苦,就遍查典籍,并对水利设施进行实地勘察,最后得出了以导代堵的观点。他不仅提出治水建议,还亲力亲为指挥治水。最终,既有效治理了水患,又形成了上海地区的新河网格局,极大促进了这方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具有一心为民的情怀。沪上历代廉政名人大多有着丰富的为官经历,始终能够做到为官一任、兴利除害、造福一方。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正是为民辛劳,才为民所敬。

  

  三是具有高尚的道德文章。沪上历代廉政名人不仅道德情操高尚,而且精于著述,不少人留下了诸多著作、书法等。无论是陆陇其从祀孔庙,还是秦裕伯屡拒征召,其表里如一的道德文章足以流芳后世。

  

  四是具有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无论是潘恩在任上勇斗藩王,还是曹锡宝上疏弹劾权臣家人,都显示了文人士大夫的铮铮铁骨。古代上海人、江南人虽看似文弱,但他们对正义的坚守是始终如一的,足以在古代监察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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