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曾经生活在上海的名人们，留下了哪些故事？

　　徐光启为官清廉、严以律己，但是始终坚守士大夫道德品质的底线，出淤泥而不染。

　　万历四十五年（1617），徐光启奉命代表朝廷前往宁夏册封庆世子朱倬榷为庆王。按照明朝官场惯例，被封者都要对朝廷派来的官员馈赠礼物，被赠者往往都会“笑纳”。庆王也准备了二百金等物，然而徐光启却分文未受。庆王又特地派人追送至陕西潼关。徐光启还是婉言谢绝了这种物质交结。徐光启在谢笺中说：“若仪物之过丰，例无冒受；惟隆情之下逮，即衷切镌衔。”他拒绝收受礼物和贿赂，以免妨碍公务，害怕收礼后会陷入良心上的危险，而无法主持公道。

　　徐光启在生活中严格自律、勤俭朴素。门生太仓张溥说老师“仁廉博雅，鲜能比公”。后人徐承熙介绍说，尽管身居相位位极人臣，然而家居“室庐仅丈，一塌无帷”。院落仅能供一马转身而已；冬不炉、夏不扇，生活极为简朴。

　　徐光启在京城家中吃的粮食是靠上海自种运过去的，若一时没有运到，宁愿借米，也不买米。仅有一条粗布被面的被褥，汤壶子烧坏了也不舍得换。

　　万历三十二年（1604），徐光启为翰林院庶吉士，但是俸禄微薄不足糊口，只能从上海家中运粮补给。他给在上海的儿子徐骥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京中自老爷以下俱平安……只是米粮已尽，粮船又未至，日逐在此借米吃，甚悬望耳。”他在信中使用了“甚悬望耳”，可以看出当时生活之窘迫。

　　徐光启入朝几十年，关心民众疾苦，为地方治灾、救荒，将民本思想付诸实践，但是自己生活却廉洁节俭。《明史》称“盖棺之日、囊无余资”。

　　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初八日，徐光启在北京去世。当整理他的遗物时，却发现在简陋的住屋中，只有几件破旧衣服和一两白银，床上的褥子也已经破旧不堪，此外便是大量的著作手稿和书籍。《罪惟录》记载“官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

　　徐光启殁后，“贫不治丧，贷以归”。他的儿子徐骥听闻消息后立即到北京奔丧，赴京途中患病，第二年春天才抵达，将他的灵柩运回上海。当时缺少资金营造墓穴，徐家只能将灵柩暂停在大南门外双园内。徐骥等人多方奔波，才将墓穴造成，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才落葬。

　　叶宗行：江浦合流万古清

　　明初，上海连降暴雨，水患严重。明成祖派户部尚书夏元吉到松江治水。

　　当时，对如何治理水患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治理水患需从治理吴淞江入手；另一种认为，必须放弃治理吴淞江的旧策，转而重点提升黄浦江的排水能力，因为吴淞江旋疏旋塞，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宋代词人叶梦得六世孙、松江人叶宗行经过实地勘探、遍察典籍，坚决提倡“治浦为先”，并向夏元吉献治水大略。他建议以导代堵，放弃吴淞江故道、加深拓宽黄浦，重点疏浚拓宽范家浜，使水由范家浜下游与吴淞江合流后，从嘉定南跄浦入海。

　　夏元吉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接纳了叶宗行的建议。明成祖批准了这一治水方案，并遣苏州、松江等地20万民夫共同治水。不到两年半，即完成疏浚工程，黄浦江和吴淞江合流后奔流入海。

　　为确保黄浦江畅通，叶宗行制定河道管理制度，明确规定不准任何人围垦河边滩涂。在严格的管理下，黄浦江河床越冲越深，水面越刷越阔，逐渐形成了不浚自深的河道，也有力促进了上海地区航运和商业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叶宗行被誉为“江浦合流第一人”。

　　治水成功后，叶宗行被破格提拔为钱塘县知县。钱塘县经济富裕，却徭役繁重。叶宗行上任后，修订役法，均衡徭役，不出数月社会安定，百姓交口称赞，称其为“钱塘一叶清”。

　　叶宗行为人清廉俭朴。一日，浙江按察使周新趁其外出时上门查看，只见叶宗行居室简陋，厨房除一包太湖鱼脯之外别无他物。

　　叶宗行被提任京职之际，正值朝廷修建紫禁城。北上期间，叶宗行顺路督送工匠入京，不幸病逝于途中。周新作文祭奠，感叹“惟钱塘之江水，与君万古而俱清”。

　　秦裕伯：屡拒征召示忠节

　　上海城隍庙奉祀的城隍神为秦裕伯。秦裕伯系元末明初人，祖籍江苏扬州，为宋代词人秦观八世孙。秦裕伯幼时，随父来上海居住；后中进士，以足智多谋、为人廉洁正直著称。

　　秦裕伯任高密知县时，指导当地民众兴修水利，减轻盐民赋税，鼓励农民耕耘抛荒土地，还新建高密县城，修建文化教育设施。秦裕伯离任时，百姓请人撰写《秦尹去思碑记》，详细记载其政绩。

　　秦裕伯在福建行省郎中任上，恩威并施，盗贼匿迹，获赞“公正干练”。任郎中一年后被破格提拔，后调往御史台担任侍御史，但秦裕伯辞职不就，在扬州小住后即返回上海县长寿里。

　　朱元璋曾发《聘裕伯公御书》，征召秦裕伯任职。但秦裕伯以食元禄二十余年背之不忠、母丧未终而出不孝为借口，予以推辞。洪武元年，朱元璋再发《再聘裕伯御书》，以历代应召实例劝秦裕伯入朝。秦裕伯称病拒绝，表示自己只想安心在家休养。朱元璋不肯罢休，当月又发《三聘裕伯公御书》，严词威逼：天下已定，伏处不出意欲何为？秦裕伯无奈入仕为官，任侍读学士、治书侍御史等职。

　　秦裕伯殁后，为笼络江南士绅，朱元璋称“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封秦裕伯为显佑伯，称上海邑城隍正堂。

　　城隍庙大修之时，上海人曹一士撰写《上海县城隍神颂序略》，评价秦裕伯“释主疑，明民智，不惜一身去就，为国人请命耳”。

　　潘恩：进仪于朝退仪于野

　　元代，华亭县升格为府，上海镇升格为上海县。明嘉靖时期，为抵御倭寇，经松江府知府方廉倡议，修建上海县城墙。上海设县尤其是修建城墙后，经济文化快速发展，县内开始出现一些名园，豫园为突出代表。

　　豫园为潘允端孝养其父潘恩所建。豫园之“豫”字有平安、安泰之意，豫园即取名“豫悦老亲”之意。时人称赞，豫园“奇秀甲于东南”，是江南园林与江南文化的杰出代表。

　　潘恩，明代松江府上海县人。其人洁身自好、清廉公正、宠辱不惊、不畏权贵，被誉为“进而仪于朝，退而仪于野”。

　　潘恩中进士后，先后任职祁州、钧州、桂林等地。当时，钧州和桂林均为藩王封地。但潘恩严格依法治理、不畏强暴，对藩王并不徇情。

　　桂林是靖王封地，靖王不准其部下卫卒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潘恩即依规警告王府，不得阻拦诸生参加科举考试。王府无奈，只有听从。

　　嘉靖中期，潘恩御倭有功，升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河南。河南藩王有徽王和伊王。潘恩到任后，揭发两人恶行，使其得到制裁。

　　潘恩认为，君子为仕的目的是“行道”，而非谋求自身私利。为官一定要保持廉洁，做好自己的本分。

　　他强调“政者正也”，只有官吏自身具有良好的品行，才能为百姓做实事，并呼吁为官者要以“四事”来严格约束自己，即律己以廉、抚民以仁、存心以公、莅事以勤。

　　陆陇其：清廉通达真清献

　　南宋嘉定十年，由昆山划出部分地区成立新县，命名嘉定。康熙十四年，陆陇其担任嘉定知县。

　　陆陇其，浙江平湖人，少年家贫，勤奋攻读，留心经济。康熙九年中进士后在家闲居，直至任嘉定知县。到嘉定上任时，仅携夫人和图书数捆、织机一张及日常用品。

　　陆陇其以德化民，从不滥用权威。史书记载，有兄弟争讼不休，陆陇其对他们说，兄弟不睦为伦常大变，兄弟争讼实为县令教训无方。于是，他自跪于烈日之中，争讼兄弟大为感动，于是和好。时人评论，陆陇其诚“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江宁巡抚慕天颜操守欠佳，各县常有馈献，唯独嘉定例外。一次，慕天颜生日时，陆陇其以一匹白布、两双鞋子作为寿礼，并声明寿礼为内人亲手所制，而非取自民间。

　　慕天颜虽然口头上表扬陆陇其清廉，内心却极为不满，上奏称陆陇其“操守绝尘”，但“德有余而才不足”，宜调任小县。

　　陆陇其和夫人离开嘉定之时，依然扁舟一叶，依然图书数捆、织机一张。百姓扶老携幼夹道相送，哭声震天。数年后，陆陇其担任直隶灵寿县知县，后因政绩卓著行取为监察御史。

　　康熙三十一年，陆陇其去世。去世两年后，康熙帝准备任命陆陇其为江南学政，方知陆陇其故去。康熙问左右：为何不奏？左右答：七品官在籍身故，没有启奏之例。康熙嗟叹良久，称本朝如这样的人不可多得。

　　雍正二年，皇帝下令将陆陇其从祀孔庙。有清一代，从祀孔庙者仅汤斌、陆陇其、张伯行三人。乾隆元年，特谥清献，加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人称其为陆清献公。

　　曹锡宝：勇劾权臣彪炳春秋

　　乾隆后期，和珅专权。监察御史曹锡宝勇敢地上疏弹劾和珅家人，虽因遭人出卖而弹劾无果，却得以彪炳春秋。

　　曹锡宝，上海县人，先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后中进士，补授陕西道监察御史。乾隆五十一年，曹锡宝上疏，弹劾和珅家人建筑违制、恃势营私。

　　曹锡宝上疏前，将疏中内容告知友人吴省钦。不料，吴省钦即派人告知随扈皇帝在热河的和珅。和珅马上通知家人，将违制建筑等证据予以销毁。

　　因和珅家人已毁证据，查办大臣亦投鼠忌器，最终曹锡宝不得不自承冒昧。吏部以议奏不实例，建议将曹锡宝降二级调用。乾隆念其为言官，加恩改为革职留任。

　　嘉庆皇帝亲政后，追思曹锡宝敢言直谏，追赠其为左副都御史，其子荫袭中书。

　　按照清代惯例，五品以下官员如果不是殉于寇难，向来没有赠官给荫之例，五品官也没有追赠正三品之例。曹锡宝原为从五品监察御史，追赠为正三品左副都御史，又入祀乡贤祠，是对直言进谏之士的有力表彰。

　　上海老城厢里有曹市弄，曹锡宝即出生于此。曹氏一族原居嘉定，明代中期迁居老城厢文庙路。曹家有进谏传统，撰写《上海县城隍神颂序略》的曹一士系曹锡宝族叔，曾任监察御史和给事中，屡屡上疏进言。

　　为世所仰，为民所敬

　　古往今来，廉政是为官的基本要求，不仅要廉洁为官，更要执政为民、为民造福。以上五人，只是沪上历代廉政名人的代表。他们不仅有清正廉洁的品德，又取得了不俗的事功，从而为世所仰、为民所敬。

　　一是具有经国济世的志向。沪上历代廉政名人从小读书识礼，勤于观察思索，都有经国济世的志向和能力。叶宗行提出治水大略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生员。一开始，“治浦为先”的观点并不占上风。这位松江书生眼看父老乡亲饱受水灾之苦，就遍查典籍，并对水利设施进行实地勘察，最后得出了以导代堵的观点。他不仅提出治水建议，还亲力亲为指挥治水。最终，既有效治理了水患，又形成了上海地区的新河网格局，极大促进了这方土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具有一心为民的情怀。沪上历代廉政名人大多有着丰富的为官经历，始终能够做到为官一任、兴利除害、造福一方。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正是为民辛劳，才为民所敬。

　　三是具有高尚的道德文章。沪上历代廉政名人不仅道德情操高尚，而且精于著述，不少人留下了诸多著作、书法等。无论是陆陇其从祀孔庙，还是秦裕伯屡拒征召，其表里如一的道德文章足以流芳后世。

　　四是具有宁折不弯的铮铮铁骨。无论是潘恩在任上勇斗藩王，还是曹锡宝上疏弹劾权臣家人，都显示了文人士大夫的铮铮铁骨。古代上海人、江南人虽看似文弱，但他们对正义的坚守是始终如一的，足以在古代监察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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