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上海大众交通集团董事长杨国平： 上海出租车行业为何会倒退20年？

　　许多朋友因为出差经常需要报销一些旅行费用，但出于某些原因，当他们回来填写表格时，他们发现自己由于匆忙而没有收到足够的票，无论是餐券还是车票，出租车票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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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上海大众交通集团董事长杨国平： 上海出租车行业为何会倒退20年？

　　上海大众交通集团成立31周年，董事长杨国平先生召集大众交通、大众公用中高层干部，叫我上一堂课。讲什么呢？讲日本的工匠精神与出租车行业管理。

　　杨国平是中国出租车行业的老将，他30岁出头担任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就是后来的强生出租）党委书记，1988年上海整顿出租汽车市场，朱镕基市长要求组建全新体制机制的出租车公司，杨国平受命创立大众，前后算起来，干出租车行业，已经有35个年头。

　　薄荷青色的大众出租车，是上海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大众出租车的叫车电话96822，曾经是2010年世博会参展商和来访者最熟悉的热线。

　　然而现在，出租车这张上海的城市名片已经不再闪光。一位工作伙伴告诉我：“已经3年没有打过出租车了，太脏，态度又不好。”

　　讲完课，我来到杨国平的办公室，我问他：“现在的出租车，为啥会变成这样？”

　　杨国平说了一句话：“我自己都感到难为情。”

　　上海出租车为何会倒退20年？

　　上海出租车行业为何会倒退20年？杨国平自揭“伤疤”：

　　第一，司机紧缺，合格的不多。

　　大众出租车公司成立时，几乎百分之一百都是上海人司机，那时候的月收入，都排在高收入的前10位，出租车司机很好找对象。但是，现在的普遍月收入只有5、6000元，甚至低于家政保姆，跟小区保安工资差不多。

　　现在上海有5万辆出租车，但是实际运营的不到3万5000辆，造成了严重的供不应求。

　　第二，培训不到位。

　　对于一些小型出租车公司来说，有司机能来开车，已经是谢天谢地，再要对他进行严格的岗位培训，他不干。于是培训就变成了空架子，出租车司机的总体素质就出现了下降，服务更是难以满足乘客需求。

　　第三，服务质量严重下降。

　　以前，司机拒载属于严重违纪，现在拒载现象时有发生，而且还出现了乱收费乱加价的问题。

　　第四，出租车脏乱问题严重。

　　由于出租车公司利润下降，要在市区里租用一大块场地作为车队的停车场，让司机结束营业后把车开回车队已经不可能，于是出租车事实上就已经处于难以监管的状态，公司无法对出租车的卫生进行日常检查，更是无法对出租车进行定期消毒。

　　第五，司机着装混乱，有些不讲卫生的甚至几天不洗澡。

　　像大众出租车公司对于司机都有明确的着装要求，还有专门的制服。但是，一些司机嫌麻烦不穿，因为每天出车都从家里出发，所以公司也无法对他进行着装监管。更因为这几年，城乡结合部的一些住宅遭到整治，外地司机失去了租用廉价房的机会，而在市区里又租不起高价房，所以有些人干脆不租房，睡在车上。

　　所以，现在上海出租车的现状，比上世纪90年代还不如。

　　滴滴在上海属于非法运营

　　上海出租车为啥会陷入如此难堪的境地？杨国平直指非法网约车的问题。

　　出租车一直被政府视为是公交车的补充，因此自然被当作为城市公共交通的一部分，运价由政府管制，车辆数量也由政府控制。上个世纪90年代的起步价是14元，过去20多年，因为途安车比原来的桑塔纳出租车成本高，才在2016年，对途安车的起步价价格提高到了16元。

　　从1988年到现在，出租车运价几乎一直在原地踏步。而31年中，房价涨了20倍，猪肉也卖到50元一斤，出租车起步价只提高过2元。

　　网约车兴起后，平台可以随便加价，尤其是雨雪天、深夜和节假日，网约车加价更厉害。但是出租车一旦加价，就是违规，不仅司机要受到处罚，出租车公司也要受到处罚。春节期间，网约车价格可以翻倍，但是，出租车司机按照政府颁发的管理条例，不得收取额外费用。同样跑一天，网约车收入可以达到出租车司机的2倍多，出租车司机哪还有什么心情开车？

　　更为关键的是，出租车司机需要政府颁发的营运证，网约车司机却大多“无证上岗””；网约车平台不管车不管人，成本很低。

　　出租车公司还要承担“安全成本”。网约车一般只交一份“交通强制险”，一年也就1000元不到。但是，出租车公司给每辆车缴纳的保险，多达4种，除了“交通强制险”之外，还要缴纳“第三者责任险”、“客伤险”、“车损险”，一年所要缴纳的各种车险就高达1万多元。一旦出车祸，出租车公司要承担承运人责任，但是，网约车司机最多赔一份“交通强制险”的赔偿金额，也就10万元。

　　网约车是私家车，维修由个人负责，网约平台不管。出租车则按固定公里数每间隔7500公里，强制进行保养，所以要承担更高的的维修保养成本，但是也更安全。

　　网约车平台不需要承担老弱病残司机的生活，但是像大众这样的老牌出租车公司，一年还要承担几百名生病或不再适宜开车的老员工的工资和“五险一金”费用的缴纳，高达两千多万元。

　　所以，出租车公司可谓是“上有老，下有小”，背负着巨大的经营成本和社会责任，这就注定出租车干不过网约车！

　　虽然法律规定，运载客人收费，必须要有出租车营运证，而网约车很多没有这个证。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默认了网约车没有营运证照也可以从事变相的出租车业务。这种所谓的“创新”，注定了出租车走向死亡。

　　目前整个上海市，实际营运的出租车为3万5000辆，而加盟的网约车已经达到40多万辆。而在这40多万辆网约车中，真正有网约车营运证的，只有1万多辆，绝大多数都是无证驾驶。

　　到今天为止，上海市政府都没有给滴滴公司颁发过营运许可证，但是，滴滴始终是上海滩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法律上来说，滴滴在上海属于非法运营。但是今年7到10月份，上海交管部门向滴滴公司开出了100张罚单，罚款金额达到1000万元，但是，滴滴公司依然我行我素，向没有资质的车辆和司机派单。也许它根本没把上海市政府放在眼里，或者，上海市有关部门也只是开开罚单而已。

　　司机老李的辞职

　　昨夜回酒店时，通过网约车平台叫了一辆车，是电动车“荣威”，车自然比出租车干净，坐在车上，有一种专车司机送我回家的愉悦感。

　　司机50多岁，姓李，居然是上海人，于是跟他聊天。

　　他说，他在上海滩已经开车开了20多年，属于“老法师”级别。以前开出租吃香，还在徐家汇买了一套房，8000多一平米，那时已经很贵。但是，后来日子难过了，为啥难过？因为交通越来越堵，以前一天可以跑40车次，后来车子根本跑不动，最多只能跑20车次，收入就开始减少。再后来，网约车进来了，不仅不用交租金，而且收费比出租车高，遇到刮风下雨，还可以加价10元20元，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于是，他就在5年前，辞了出租车公司，去开网约车。原来6000多元一个月的收入，一下子增加到了1万多。

　　老李至今还没有网约车的营运证，但是，他说从来没有被查到过，乘客也从来没有人要求他出示过营运证。

　　老李现在的日子过得很滋润，他领取了一份失业低保，然后兴致上来时，出来开开网约车，他说随便开开，每月也能挣个6、7000元，不用像开出租那样受累。

　　他说：“上海人还在开出租，就好比上海姑娘还在端盘子，神经病。”

　　秀才遇到兵

　　中央军遭到了造反军的围剿，可谓是“秀才遇到了兵”。

　　杨国平董事长说，作为合法运营的出租车公司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该交的要交，该付的要付，该遵守的要遵守，该承担的要承担。遇到飞机大面积延误，深更半夜接到政府电话，调集几百辆出租车赶赴机场救援的只有骨干出租车公司；遇到世博会、进博会之类大活动，必须由骨干企业全力以赴，保证完成任务。过年过节，网约车司机可以回家过年，出租车公司必须保证大量的车辆投入，司机不够，机关党员干部上去顶，这是社会责任。

　　事实上，上海的出租车行业，已经处于全行业亏损的边缘，车辆更新和司机培训的动力大不如前。外地司机开了几个月，就跑去开网约车了，又自由又能赚钱。按照现在的机制，上海出租车行业是很难东山再起。

　　杨国平很不甘心，他说干了35年的出租车，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上海出租车”牌子的倒下，因为出租车是一张城市的名片，更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窗口，也体现一个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

　　“一座城市，不能没有出租车！尤其是上海。”他说。

　　我看到一份资料，说1988年时，上海出租车市场一片混乱，朱镕基市长说了一句话：“大上海连出租车都管不好，还能建设好一座城市？”在他的亲自关心下，上海市成立了出租车行业整顿领导小组，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上海出租车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

　　“那时，我去东京考察，我们的出租车都已经安装了GPS定位系统，东京的出租车还没有。”

　　过去30年，东京的出租车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出租车，上海出租车已经不是中国最好的出租车。

　　杨国平问我：“东京的出租车为何还能做得那么好？”

　　我回答说：“因为东京不许用私家车做网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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